我的童年是在国难当头的抗日战火中度过的，中学读的上海真如中学就是在被日本炮火炸毁的暨南大学旧址（当时是上海最美的侨资大学）上建立的。我们中国近代史上被日本欺负得很惨，那时候我特别恨日本人，后来我就思考，我们落后挨打是因为我们科技不发达、国家不强大。那小时候我父亲教导我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要为国家富强而读书。
随着我的不断成长，我理解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是上学的要好好上学，不辜负国家的培养，上班的要好好上班，努力工作，让国家强大起来，这就是我们老百姓的“责”。我到了学校工作，学校就是我的天下，是安身立命之所，只要对学校发展有利、对学生成才有利的事儿，哪怕不是我的本职工作，我都要伸手管一管，尽全力去做一做。
20世纪90年代，在学校首个博士点申报的时候，虽然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但在初审投票时未能通过。我在多种场合参与过评审工作，对强弱高低尚有些判断力。看过资料后，认为我校实力跟那些通过者相比并不逊色，我觉得我校确实受了委屈，应该申诉。主办人员李斌、姚来昌也写好了理由充分的申诉材料送到主管部门，结果对方以投票结果不能变更为由拒绝受理。学校一旦失去这次机会，一耽误就是四年，损失太重。一想到此，真让人着急。为了学校，我通过私人关系找到申诉渠道。经学校领导商议，并由我接洽妥当后，学校相关一行人直奔首都北京，有关领导听取了姚来昌的详细报告，并在申诉书上作了恰当批示，从此事情有了转机，次年，学校获批了首个博士点。
在学校首个博士点申报成功后，我应邀参加省属高校重点学科（实验室）的评审工作，在工作中颇受启发，认识到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建设对学校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我就向韩处长“哭穷”，我说：“人家山大、海大、石油大学都是有钱的老大，我们矿院是最穷的，你得多支持支持我们，即使不给钱你也该给我们评，到时候我们好到部里争取进一步的支持。”韩处长说：“老袁你这种想法很好，好好准备材料。”我与同为评委的同事徐庆莘便及时向党委汇报想法，受到党委高度重视，并召开专题党委会，再听取我俩汇报后及时启动申报工作，再次为学校发展赢得了机遇。
虽然跟分管教育的领导们有过交往，但从未为私事找过他们。从当权者处谋私利，在我看来那是自损人格、自贬人品。不论外界如何变化，我终身践行公平、正义和责任的人生追求。
20世纪90年代初，省教委邀请我参加高校评委学科组。在评审中，山东某高校领导在评数学教授时学术成果分量不够，评委们对此存在争议。我坚持原则，顶住一定压力在票决中投了反对票。我与那些执权者和参评者并无任何个人恩怨，斗转星移，时过境迁，我从未为我所坚持的原则后悔过，时间会证明一切，而且不打不相识，还与当年存在异见的一位评委成了好朋友。有一年，我随着省教委重点学科建设专家组到他学校听汇报。见面时，他非常热忱地握手拥抱，连称“老朋友”，还向我的同行者说：“你们这位袁老师是铮铮铁骨的真君子，难得！难得！”
我终其一生堂堂正正，刚直不阿，不求闻达但求无愧，善恶分明，铁骨真君子的称号我当得，我喜欢并以此为荣，以为是我人生最大的闪亮点，内心深处总留着传统士人的风骨。我虽然快80岁了，但从来没有放松过对自己的要求，常同学生讲，要做一滴洁净的小水珠，绝不做浑浊的水滴去污染环境，要尽量去做好事、做善事，也绝不做那种懵懵懂懂混日子和危害社会的人。
平生事，此时凝睇，谁会凭栏意。两袖清风，鬓发苍茫。忆青春，应无怨，艰苦创业百战难，义结同仁甘奉献。若有悔，生有涯，所做微，有心再报三春晖！
数字简单可以勾勒出无限空间，诗言简赅可以蕴意深厚情感。用这首拙作简单回顾我的一生，虽然没有做出什么宏图伟业，但是一生正直坦荡，无怨无悔，所以岁至暮年，身居陋室，却笑得从容、愉悦和坦然，如同从心底开出的绚丽之花。
选自《科大故事①》（2016年9月出版）（讲述：袁云耀 整理：宋荣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