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1925年，抗战时期参加八路军，在抗日自卫军后勤被服厂工作。抗战胜利后，我被编入华东野战军供应被服厂和华东生产部，先后任干事、区队长、政治指导员、党支部书记。新中国成立后转业到山东工业厅职工学校、山东机械学院、济南工学院等单位工作。与咱们学校结缘始于1963年，我从济南工学院院长办公室主任岗位上调入山东煤矿学院（1971年更名为山东矿业学院），先后任采煤系副主任、基础部党总支副书记、经济系党总支副书记、后勤部主任、院长办公室主任，直到1985年在纪委副书记任上离休，见证了山东矿业学院发展遭遇严重挫折的最困难时期和拨乱反正后改革发展的黄金时期。
几十年的工作经历使我认识到，在山东矿业学院的开创者、建设者的身上，无不折射出我们党“简、实、勤、廉”的优良作风。这种作风是共产党人创造和建设新中国的法宝，也是我们凝聚力量、真抓实干、实现学校教育事业发展的源泉。好作风是一种无形的力量，更是一种“软实力”，它铭刻着开创者光荣的奋斗足迹，成就了辉煌的过去，更是激励我们今后继续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需要一代一代地好好传承下去。学校成立《科大故事》采访组，采访这方面的故事，我很高兴，这很及时，很有必要。
我先说说建校初期吧。建校以后，学校提出来一个口号—“好事有人夸，坏事有人管，人人管事，人人受管”。这话说起来通俗易懂，似乎很简单，不文绉绉的，但确实能发动群众，广大师生开始按照这个要求去做。坏事确实是有人管，哪个同学、哪个老师做了好事都会受到表扬。学校的桌子椅子、图书资料、教学仪器、体育器材、花草树木等公共财物，全体同学都会细心爱护，妥善保管，不会随意损坏，更不会故意破坏，人人关心、爱护公共财物，蔚然成风。
记得学校的一座教学楼前种了葡萄，从来都没有人偷吃。那是一个物资非常贫乏的年代，很多人缺吃甚至挨饿。等葡萄熟了，学校的领导、老师都不吃，而是摘下来分给学生吃，都分给每个班的同学，所以同学们都非常爱护这些葡萄。
那时候，我们学校强调干部、教师和学生要“四同”。什么是“四同”？就是教师与学生“同吃、同住、同学习、同活动”。我那时候在经济系担任党总支副书记，坚持去班里和同学们“同吃、同住、同学习、同活动”！这样一来，学生有什么思想动态就会及时和我沟通，我也会及时发现，一起解决。说起来管得很严，但是学生们没有抵触心理，老师们和同学们一起劳动，一起吃饭，晚上睡到学生宿舍里，早上起来与同学们一起跑步、上早操，然后开始一天的学习和工作。
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些好作风就受到了破坏。“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在“造反有理”“打倒一切”“全面夺权”口号的煽惑下，党在组织上严重不纯，由此带来作风不正的问题。我在山东机械学院工作期间，竟然也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批判，受到处分，留党察看，行政降级，调离工作，甚至一度变为“阶下囚”。有的人跑到我家里去，告诉家属说我是“反革命”，彻底打乱了我的生活。
我就想不明白，我17岁就参加革命当八路军怎么会是反革命？我是在共产党领导的部队里战斗、成长起来的，一直到解放济南，我在军队中担任指导员、党支部书记，怎么就被当成反革命了呢？那时候我头发也被剪了，挂着黑牌子，戴着高帽子，在马路上劳动，见了熟人也不敢打招呼。
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理想、信念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坚信共产党，坚信组织早晚会还我清白。我没做过亏心事，没做反革命的事，我心里坦然，我对他们说，你们今天给我戴上反革命的帽子，明天就得给我摘了。这是我的信念，我对党绝对没有三心二意，在任何单位我都会尽职尽责，都会想方设法把这个单位的工作搞好。除了这个我没有别的想法。我的坚持最终获得了胜利，“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9年 4月，中共山东省革委机械工业局党组为我平反，恢复了我的名誉。
学校那几年的命运也是多舛的，个人的命运与学校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学校分散办学，先搬到肥城，再搬到兖州，后来又搬到泰安和莱芜……无论是留守济南负责经济系，还是调到兖州先管教育，再负责后勤，无论理解不理解，也无论面临多大的困难、困境，我都始终依靠组织，依靠群众，兢兢业业地工作，踏踏实实地做人。在济南留守，通过艰苦工作，我与大家为学校保留了一批非常珍贵的物资和人才；在兖州，没教室没房子，我们自己搭些临时的土坯房，自己想办法打井。在兖州，为了选择合适的校址，我们没早没晚地四处考察调研，我不堪重负，一度累倒，胃部大出血，整整四天昏迷不醒……
现在环境变了，条件好了。可是居安思危，回首往事，我们学校历史上积累的很多很好的做法、经验，不仅不会过时，而且历久弥新。我最希望现在的年轻人能多了解我们的历史，我们的过去，在学习中继承，在继承中发扬，让好作风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选自《科大故事②》（2018年12月出版）（讲述：傅春光 整理：信永华）
